導讀 作者將該書，分作五章，探討釋東初的佛教文化學行，希望在臺灣佛教歷史中，給予一席之地，並激勵後僧，不忘研究教義，依教奉行，充實自己身心的內涵，透過身心的歷練，同時注意時空環境的需求，活用佛教教義的真精神，以慈憫的心，發揮宗教家應有的風範。
該書第一章是序論，第二章是考述釋東初在中國時代的事蹟，包括出生於中國清朝光緒三十四年（1908），江蘇省泰縣的范姓農家。該年有復興近代中國佛教之祖的楊仁山居士，在南京金陵刻經處創辦祇洹精舍的學府。1920年釋太虛創辦《海潮音》月刊，釋東初十三歲，出家於泰縣姜堰鎮的觀音庵，禮釋靜禪（1878－1950）為剃度師，法名仁曙。其法脈是「心源廣續，本覺昌隆，能仁聖果，常演寬宏，惟傳法印，正悟會融，堅持戒定，永繼祖宗」，此四十八字是臨濟派五台、峨眉、普陀山前寺的法脈所依，而強調是臨濟宗的臺灣僧侶也屬於此系統。1928年，求學於鎮江竹林寺釋藹亭（1893－1947）創辦的佛學院，1929年受具足戒於寶華山隆昌寺。1930年，赴安徽的九華山化城寺，為武昌佛學院畢業的學生釋寄塵所主辦，住持釋容虛為院長的江南佛學院就讀；1931年九月或十二月，往廈門南普陀寺的閩南佛學院求學，親近過釋弘一；1934年前半年往常州天寧寺禪堂做禪和子，親近釋證蓮（1893－1967），農曆七月之後應釋智光之邀，到焦山定慧寺負責寺務行政與教育工作。時焦山定慧寺在釋智光住持之下，創辦焦山佛學院，釋東初後受釋智光的傳法，法名鐙朗，號東初，是曹洞宗巨超清恆派下，這是洞山良价下第五十代的傳人。
由此可知，釋東初是承襲臨濟與曹洞兩宗的法脈。但因他與釋雪煩（1909－1994）一同接受釋智光的付法，一起經營焦山佛學院，他被任命為監院及學院的副院長。又1946年九月二十九日繼釋雪煩之後，為焦山定慧寺的方丈及佛學院院長。在這之前，即七月九日至八月八日約一個月的時間，受到時任中國佛教會會長釋太虛之託，假焦山定慧寺舉辦「會務人員訓練班」，召集了中國九個省一百二十餘位青年學僧，加以教育訓練，希望一整中國佛教。時釋東初身任事務主任，並且參與「中國佛教會會章及各種規則」的編輯任務。陞任方丈一職，為了減低水患，而計畫東洲築堤，為此遭人誣陷，被首都衛戌司令部逮捕入獄，幸好釋月基請開國完人張溥泉、崔雲華賢伉儷，為他設法疏通，才能於十月十六日被釋放回焦山，這事發生在1947年的八月間，釋東初被關了兩個多月。此事對釋東初來說，應該是件重要的體驗，身為僧侶如何護寺產？就不能莫視社會的脈動。記得筆者親近釋東初的時間，有一天筆者到文化館與老人聊天時，老人問我說：「慧嚴！哪一天有件官司，要你去處理，你會嗎？」當時筆者回答說：「出家人打什麼官司？」老人就訓我說：「你不會打官司，那我怎麼放心把道場交給你？」回想起這個對話，再想到1947年老人的遭遇，就不能不感受到釋東初處事的態度，是多麼務實。1948年三月三十日，釋東初退居，將焦山方丈的職務交給釋圓湛。1949年農曆一月十六日，搭乘中興輪，由上海出發來到臺灣。
作者在第三章題名：近代佛教文化事業的推展及其來臺的歷程。
在焦山定慧寺方丈時間，被選為江蘇省中國佛教會常務理事的釋東初，1949年（此一年代說，可能有誤，應是1948年）初搭中興輪號抵達臺灣基隆港時，曾被短暫拘留。因為此時，從中國大陸來的人，必須在基隆海關取得身分證之後，才能登岸。釋東初是在李子寬居士擔保之下，才能入境。由於此時的臺灣社會氣氛非常緊張，特別是在二二八事件發生之後，臺灣人與來自中國大陸的人，彼此是不信任的，臺灣人的寺院，大都不接受來自中國大陸的僧侶掛單。釋東初入境之後，先由楊白衣居士（1924－1986）帶著他，東躲西藏地過著逃難的生活。他們由臺北出發，坐著普通車南下，第一站是臺中后里的毘盧禪寺，但該寺拒絕釋東初掛單，不得已再往南，暫住臺中慈航寺。隔日再搭火車南下，到嘉義停宿天龍寺，由嘉義再到臺南住宿竹溪寺。之後由臺南到屏東住東山寺，再從屏東到臺東、花蓮、宜蘭，一路邊住邊往臺北走。在此插個話題，釋東初訪竹溪寺時，在場的除了楊白衣之外，主要人物尚有釋巨贊、釋通妙（俗名吳老擇），及陪釋巨贊走訪全臺寺院的開元寺住持釋證光（俗名高執德）。
折返臺北之後，掛單於北投法藏寺。1949年五月十日，於北投法藏寺創辦了《人生》雜誌，他在該雜誌，發表了對當時臺灣的佛教界的觀察分析，肯定了日據時期，日人在工業、交通、水利、教育等面向的建設公績，並也讚許日本佛教教育文化的進步現象，正是今後臺灣佛教，率先落實在大陸從事改革未竟之業的重要學習榜樣。由此觀察，可證明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臺灣佛教，其教育水準是受到釋東初的肯定，同時也是他急著創辦《人生》雜誌的原因之一吧！該雜誌的發行，直至1962年五月二十五日為止。（編案：《人生》雜誌於1982年八月十五日，由聖嚴法師復刊。）
1950年二月，釋東初、李子寬以中國佛教會常務理事的身分，釋南亭為祕書，釋白聖任幹事，將在1947年四月八日成立於南京的中國佛教會，復會掛牌於臺北善導寺。期間章嘉活佛理事長來臺之後，釋東初淡出佛教會的運作。1950年十二月八日為了自修，閉般若關於北投法藏寺，直至1954年一月十日為止，期間《人生》雜誌照常發行。出關之後的釋東初，為了給自己一個安身之處，並想藉此發揮他的理想事業，所以於1954年四月十三日，向陽明山管理局承租北投光明路數百坪的山坡地之後，就著手建設「中華佛教文化館」。1955年，基隆月眉山靈泉禪寺於戰後第一次傳戒，釋東初任三師之一，參與此次的傳戒。1956年四月二日，中華教文化館工程告竣，舉行落成典禮及佛像開光的儀式。
在籌建中華佛教文館期間，即1955年八月，由當時的副總統陳誠、行政院長俞鴻鈞等及社會賢達人士在內共三百二十位的緇素名流，假中華佛教文化館，成立「中華佛教文化館印藏委員會」，由釋東初負責，張少齊居士、孫張清揚女士的協助，將影印日本佛教界出版的《大正新脩大藏經》來發行。1955年由釋南亭為團長，釋煮雲、釋星雲、釋廣慈等組成宣傳購買影印《大正新脩大藏經》的宣傳體；第二次在1958年，命釋煮雲為團長，釋星雲、釋成一、釋廣慈等為團員，再做一次臺灣環島宣傳團，鼓勵臺灣寺院購買藏經。由於釋煮雲在此之前，曾做二次的環島布教，有此經驗，釋煮雲與臺灣佛教寺院結了不錯的因緣，所以銷售影印本的《大正新脩大藏經》的成果良好。或許是這個因緣，釋東初對釋煮雲有不錯的評價，這事可能是影響釋東初在日後有意要對釋煮雲授記，接班經營中華佛教文化館的因素之一，也是在他三封遺書中，都將釋煮雲納入的原因吧！但回想釋煮雲在1944年想進焦山佛學院就讀，卻被當時身為副院長的釋東初排拒在外一事，是令人玩味的地方。不論如何，影印《大正新脩大藏經》一事，是釋東初對臺灣佛教的一大貢獻，他幫助了有心要研究佛學的人，能夠比較容易使用到這些經典，有助於日後研究佛學的風氣。
1965年七月十五日，創辦《佛教文化》季刊，此刊物發行至1971年十二月二十日為止。1968年有《中印佛教交通史》，1970年有《中日佛教交通史》，1974年的《中國佛教近代史》。短暫的六年之間，能夠有三部屬於佛教史，交流史的著作，筆者相信，這是釋東初平時努力的成果，老人家的孤傲，不太與外界做無謂的交往，閉門自修，無論是學問或是禪坐。在釋東初來臺初期，從創建中華佛教文化館起，就能窺知老人家的志向是在，想發揚佛教文化，培育佛教人才，但遺憾的，生前他手下，沒有足夠的得力助手，所以如作者在該書中，敘說他老人家在世，期待能成立佛教大學、史學研究所等，但都未能如願。或許是如此，他老人家將身心之力，全投注於寫作上，尤其是在教史上。這或許是如他老人家引用梁啟超之語說：「將過去真事實，予以新意義，新價值，以供現代人參考。也就是從以往人類活動的因果得失中，了解現社會的形態，抉擇未來一個正確的途徑。」梁啟超之語，應是表徵釋東初的核心思想。他老人家將他自己的著作，謙虛地視為史料，希望後人能善用之。筆者不想在釋東初的著作上，做太多的評論，僅期待讀者能透過該書，了解釋東初老人的生平經歷之後，能靜思其老人家為人治學的精神，及其來臺之後，對臺灣佛教重大的貢獻，即影印流通日本《大正新脩大藏經》的功業。
為何影印《大正新脩大藏經》對臺灣佛教是一件值得我們讚歎的功業？因為《大正新脩大藏經》是日本佛教各宗派的學者，自大正十一年（1922）至昭和九年（1934）為止，前後費時十二年的歲月，在高楠順次郎博士及渡邊海旭博士的都監之下，完成的一部為國際學界所共同承認依準的《大藏經》。日本佛教界傾全力，在：（一）嚴密博涉的校訂；（二）清新周密之編撰；（三）梵漢對校；（四）製訂經典之內容索引及藏經諸刊本之對照表，並附加內外現有之梵本及古寫本目錄，等大原則下所完成的版本。如蔡念生居士說的「《大正藏》有一項古今中外各藏所沒有的優點，就是每一頁的下欄，都附有各藏不同字句的校勘。」這對研究者來說，是一助益。又該影印本，在民國62年（1973）11月，由新文豐出版社劉修橋居士，在改正中華佛教文化館影印的《大正藏》一些缺憾之後，再影印傳世。這是我們今日從事佛學研究者，能夠較輕易得手的《大正藏》，但新文豐出版社在封面上，應將「大藏經」改為「大正藏」，較為妥當。最後筆者想追加一語，那就是今天我們讚歎法鼓山的功業時，不要忘了釋東初留給法鼓山的創業基礎，中華佛教文化館及農禪寺的資源。
2017年7月25日 釋慧嚴書於鳳蓮
詳細資料
- ISBN：9789575987602
- 叢書系列：中華佛學研究所論叢
- 規格：平裝 / 528頁 / 15 x 21 cm / 普通級 / 單色印刷 / 初版
- 出版地：台灣
